
中国共产党党员,副局级离休干部;著名历史学家、教授;原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历史系系主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全国宗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史学会副会长、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世界太极联合会荣誉会长蔡尚思同志,因病于2008年5月20日凌晨2时40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4岁。
现定于2008年5月26日上午10时30分在龙华殡仪馆2楼银河厅举行告别仪式。
蔡尚思同志1905年11月10日生于福建德化一个塾师家庭。1920年前,在家乡半耕半读,曾入私塾及县立小学念书。1921-1924年入邻县永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就读。1925年夏,冲破重重阻挠,以同等学历在北京自由听课,并进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北京大学研究所,师从王国维先生。后又拜梁启超为师,开始专治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后亦曾向太虚、蒋维乔问佛学,向章太炎问国学,向李石岑问哲学,向吕思勉问通史。1934-1935年,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住读,日夜苦读十七、八个小时,系统地读完了该馆集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的资料达二百多万字。
自1929年始,蔡尚思同志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文化斗争。1929-1934年,他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担任讲师、教授。曾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5-1936年,任沪江大学文史特种教席。其间他为地下党保存和转递秘密文件,为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提供方便条件。1942-1945年,同时任沪江、复旦、东吴等大学及无锡国专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并与郭沫若、茅盾、马叙伦、郑振铎等二十四人发起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与张志让、沈兰体、周予同等四人发起成立上海大教联及文化研究所,任干事与常委。在任沪江大学教授期间,为反对蒋介石集权思想和集权统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解放前的最黑暗时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女权•人权•民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贵“顺潮流” 不贵“合国情”》,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清政府与国民党宪政之比较》,在《大公报》发表了《民主的种类与重新估价》,1931年发表《死圣人与活人民孰重?》,矛头直指戴季陶。在《时与文》上发表了《养民•教民•治民》等共100余篇檄文,矛头直指蒋家王朝的统治。为此,国民党当局教育部于1948年曾下一个命令给沪江大学:“该校中国通史教授蔡尚思,系奸×分子,持论狂妄,平日教学专事打击政府;而在沪版《大公报》暨其他杂志发表之言论,尤言伪而辩,悖逆反动等情,仰察切予以注意为妥。”曾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他为中国民主革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论战作品后结集而成正补二编《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该书出版时,受到当时进步学者范文澜、齐思和、黎澍、任继愈等人的高度评价。
上海解放至1952年,蔡尚思同志在沪江大学任教授、代校长、副校长。全国院系调整后,他第三次回复旦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领导小组副组长等。“文革”中遭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研究生部副主任等职。
在担任繁重的校系行政工作的同时,蔡尚思同志始终坚持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生命,继解放前出版的由蔡元培、蒋维乔、柳诒徵、顾颉刚、陈中凡等名家作序推荐、多次再版、影响深远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王船山思想体系》等多本学术著作。尤其可贵的是,蔡尚思同志于1986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在80岁至100岁之间,又陆续新撰《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墨子思想要论》等一批新著。2005年9月,在蔡尚思同志百年华诞之际,其家乡福建泉州市政府和德化县政府全力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生前出版和发表的全部学术专著及论文,计约四百万字,集辑成《蔡尚思全集》共八册。它是蔡尚思同志八十余年来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的一份忠实记录。《全集》资料闳富,无证不信,领域宽广,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不迷信前人,不曲学阿世,独成一家,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独立思考,勇于争鸣,绝不人云亦云,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勇气与学术精神。2006年,在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蔡尚思同志因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独特见解和丰富著述,获得“学术贡献奖”。
蔡尚思同志的一生,是现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离休干部,而且还是一位在思想文化史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他的道德文章和学术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永不毕业,常葆青春”的治史为人原则,以及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在心。